1963年4月9日，“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出现在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上；1975年3月19日，“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最后一批被特赦。

　　这两个人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都有出现徐州前列腺按摩工作室，只不过文强用的是化名“刘安国”，熟悉那段历史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一番话气得副所长满脸通红、两句话撂倒两个中将司令的功德林第一毒舌，就是当过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的文强。

　　《渗透》中的东北督察室主任、老贪李维恭是他的继任者，保密局沈阳站少将站长、花心好萝卜陈明，东北督察室上校督察、狐狸精于秀凝，东北督察室上校副主任、店小二许忠义，在文强面前都是小把戏。

　　一个以化名出现，一个本色出演，文强和康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不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文强说自己不是叛徒，康泽说自己不是特务。

　　文强从不讳言自己当过特务徐州前列腺按摩工作室，因为他知道那段历史是抹不去的，而以中将司令身份被俘的康泽却很嘴硬：我既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保密局和党通局也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怎么成了特务？

　　文强是不是叛徒，康泽是不是特务，他们承认不承认都没关系，因为有大量“功德林同学”甚至他们本人的回忆录都可以作证，甚至当时地位极高的一些人也心知肚明。

　　文强或许不是叛徒，但康泽却一定是特务——老蒋的特务机关不仅限于军统（保密局）、中统（党通局），当年还有一个跟军统、中统一样作恶多端的“别动队”，“总队长”就是康泽。

　　要评选老蒋三大鹰犬，康泽是可以跟戴笠、徐恩曾并驾齐驱的，毛人凤叶秀峰跟康泽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文强、康泽以及其他将军级战犯的回忆录，来看一看这两人到底是不是叛徒和特务，并探讨一下他们特赦时间相隔十二年的根本原因。

　　首先咱们来说比较“执拗”的文强——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甚至也不承认自己做错了，还十分“委屈”地抱怨自己的表哥、老师、同乡、上级没把自己管好、照顾好。

　　文强的抱怨，来自他特殊的经历，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我们能看到他早期的履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月，18岁的文强由黄埔军校部周主任介绍在广州农动讲习所入党，跟他一起宣誓的，还有几位黄埔四期同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同学、周恩寿（周主任的弟弟）、李运昌（1949年任热河省）、陈林达（蒋系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1970年1月14日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故）。

　　文强有有双重党籍，他的两党介绍人分别是周主任和邵力子，“中山舰事件”之后，文强退出了邵力子介绍他入的党，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林同学的上级，文强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和林同学在黄埔军校打架和后来和好如初的趣事。

　　参加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是贺老总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林同学当时好像只是个排长。

　　文强的职务一直比较高，他的“红一师师长”职务就足以证明，他比很多元帅的资格都老，他在口述自传中颇为自豪地说：“那时我表哥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秋，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文强被川军刘湘的部队抓住，关押期间宁死不屈，最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只可惜那时候他表哥也在受排挤徐州正宗抓龙筋，于是文强背了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争辩无效，就去上海当军委周主任上诉，结果正赶上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周主任已经切断所有对外联系，文强夫妇遍寻不见，只好投奔了同乡长辈程潜，然后一步步进入军统，并成了当时军统军衔最高的特务——戴笠职务军衔是中将，叙任军衔是少将，文强则是老蒋亲自签发委任的中将。

　　文强在转换阵营前，已经失去了所有战友的联络，所以他并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叛徒，还认为自己曾保护过武工队，属于有功人员，连杜聿明在1959年12月获特赦时也对文强表示感谢：“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徐州仇莎抓龙筋。”？

　　文强给杜聿明当过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杜聿明所说的“救命”也确有其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途中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并且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文强却瞒着杜聿明把那七个武工队员都放了。

　　后来杜聿明枪毙武工队员的命令曝光，又是文强站出来替杜聿明作证！“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

　　调查组认真负责，还真查到了那七位武工队员的下落，杜聿明的罪轻了，文强也不算立功，但也没有按军统特务对待——他一直在东北抗日前线活动，跟地下党只有合作没有抓捕，所以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直是按被俘战将对待，没有像周养浩、徐远举一样被骂为“狗特务”，沈醉人缘儿不错，将军们没有骂他（徐远举和周养浩倒是骂过他卖友）。

　　文强不承认自己是叛徒，战犯管理所也没拿他当特务，但是康泽就不同了，他以自己非军统中统人员为依据，说自己不是特务，那就是典型的“白马非马”。

　　读者诸君都知道，老蒋的特务头子，基本都是“复兴社”成员，而康泽恰好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并且排名比较靠前，还当过复兴社长，比戴笠的级别还高。

　　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起的，当时贺衷寒起的名字是“力行社”，酆悌起的名字叫“救亡社”，最后老蒋采纳了康泽的主张，并任命康泽为“宣传处处长”，负责起早复兴社纪律条例。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总队长，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二十七个区队，其中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一时间康泽手里的武装特务，比戴笠还多好几倍——戴笠的军统武装特务“总队”，是在抗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最“专业”的特务战斗队，就是康泽的别动队。

　　到了1935年，康泽的别动队已经有了七个大队和一个巡缉队，人数超过五千（总队部还有大量的参谋、指导、总务人员）。

　　康泽的别动队在抗战中几乎毫无建树，但是跟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作对，他每次都冲在最前面，甚至复兴社特务处（后来纷纷为一处二处，也就是后来的中统军统）处长的第一人选，也是康泽而不是戴笠。

　　康泽在回忆录《复兴社的缘起》中还有点沾沾自喜：“1932年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在他的陵园别墅召集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之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格不相宜。’”。

　　康泽辞任特务处处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因为他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掌握一支更大武装特务队伍，从那时候起，心中已经有了“别动队”的念头。

　　康泽的别动队杀害了多少红军和地下党、老百姓，这个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是六十万还是近百万，康泽都不置可否，他被俘后徐州抓龙筋会所，马上“思想转变”，从1948年9月就开始公开痛骂老蒋：“蒋是地域主义、家族主义，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是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

　　骂完老蒋，康泽还不忘找补一句：“我不愿意市侩式地在被俘后痛骂蒋，我说话是有分寸的，我不随便讲，但凡我讲了的，我完全负责。现在我做了俘虏到解放区来，我很惭愧，当将更加强我重新检讨重新认识的决心。”。

　　被俘的当年年底，康泽就开始写《自省录》，他可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演得那样顽固，而是找个机会就大骂老蒋，还把老蒋自1927年以来的罪恶列了六大类：“追忆往事，不禁泣下沾襟，我过去的错误，从阶级觉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康泽把罪恶都送给老蒋，却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连他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湖南衡阳设立集中营杀害无数被关押人员，也一股脑推给了别人：“是张超在事实上负责，张超那个家伙十足，在顾祝同允许或指示下，那些残酷的事情他可能做得出来，这一项罪恶行为，我虽然不知道，但仍负有连带责任。”？

　　在文强、周养浩、徐远举、黄维等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康泽手不停笔，在1954年前就写出了《长沙大火与斩酆悌》、《说陈诚》、《CC与朱家骅的暗斗》、《我眼中的戴笠》、《老摩登吴铁城》、《张道藩缘何打滚》等数十篇回忆文章，一度被评为“功德林材料库”。

　　大家都不说话，只有康泽喋喋不休，很多锅都被他甩给了别人，所以他在1963年就被特赦，当文史专员期间也是笔耕不辍，直到1967年病逝——康泽病逝的八年后，文强才跟黄维一起被特赦。

　　我们细看当年史料，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康泽不是1963年就早早特赦，可能就不会只活了六十三岁，如果文强跟他一起特赦，能不能以九十四岁高龄安然辞世，也是个问题。

　　文强和康泽的不同性格，可能是他们特赦时间相隔十二年的主要原因，读者诸君看了这两人的不同经历，也会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徐州有没有抓龙筋徐州哪有抓龙筋